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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学童读书早

时间:2015-02-07 10:46来源:未知 作者:唐晓敏 点击:
民国的学童读书早 唐晓敏 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是双轨的教育。新式的学校教育已经出现,而传统的私塾教育并未废止。这一时期,私塾教育仍然采取集中识字的办法,通过阅读和背诵三百千认识两千个左右的汉字,即开始读经。 我们还会发现,儿童识字之后,实际上也

 民国的学童读书早

唐晓敏

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是“双轨”的教育。新式的学校教育已经出现,而传统的私塾教育并未废止。这一时期,私塾教育仍然采取集中识字的办法,通过阅读和背诵“三百千”认识两千个左右的汉字,即开始读经。

我们还会发现,儿童识字之后,实际上也不光是去读经。认识了一些汉字之后,他们即对读书发生强烈的兴趣。渴望看书,他们从书本中找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之后,读书的兴趣是拦也拦不住的。而正是这一经历,奠定了他们一生发展的基础。

那个时代的许多过来人,回忆童年时,都讲过自己很早就开始读书,而且是读那些大部头的书。如苏雪林讲:“在私塾混了两年 ,认识了一两千字,家长们就不许我再上进了,只好把《西游》、《封神》一类东西,当课本自己研读。民国初年大哥从上海带回几本那时正在风行的林译小说,像什么《茶花女逸事》、《迦茵小传》……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后来父亲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完全的林译,计有一百五六十种之多,于是我便像贫儿暴富,废寝忘食,日夜批阅。”

剧作家陈白尘讲:“当我进私塾之后,略识之无,便从翻阅绣像进而读正文,认不得的字句,跳过去就是;‘诗曰’以及关于武将穿戴的描写等等,更是从略。于是在两三年间,便囫囵吞枣地读完了《封神》、《西游》、《水浒》、《三国》等等。”(陈白尘:“我的文学修养和家训”)

文艺理论家、诗人黄药眠讲:“在私塾里读了一年,在家里我很是寂寞,于是找些木刻的《唐传征东》和《唐传征西》来读,有些字不认识,但勉强能看懂意思。后来又读《三国志演义》不懂就问来我家的客人。他们称赞我说:‘这小孩不错嘛,读了一年书就能看《三国志演义》了,而且又好学!’”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讲,他七岁入塾,诵大学章句序,八岁换了一位塾师,不久塾师生病了,遂不上塾。于是“竟日阅读小说,常藏身院中一大石堆后,背墙而坐。天色暗,又每爬上屋顶读之。”以致能够将《三国》背诵。钱穆还回忆了当时的一件事:“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是夕,余以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竞向先父赞余”。

数学家苏步青讲:“小时侯在浙江平阳乡下,根本谈不到什么书,只把家中仅有的几本古书翻出来读,《东周列国志》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读来似懂非懂,但对后来念《左传》、《聊斋》、《红楼梦》,都有些帮助,对我后来业余撰写散文和旧体诗词也很起作用。”(苏步青:“读书与著书”)王梓坤回忆童年时说,他在私塾读了一年多书之后,偶然看到一本小说《薛仁贵征东》,“我一下便被吸引住了。……这次大发现对我一生有决定性意义,从此我到处找书看,从《薛仁贵征西》、《罗通扫北》到《聊斋志异》、四大奇书、着迷到放牛时、车水时,甚至在田间小道上走路时,也手不释卷,心无旁骛。这样,既识了字,添了智慧,而更重要的是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

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刮风下雨,我出不去的时候,便缠着母亲或奶娘,请她们说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听完之后,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时我已经认得二三百歌个字……舅舅知道我爱听故事,便允许在我每天功课做完,晚餐之后,给我讲故事。头一部书,便是《三国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我听得晚上舍不得睡觉……舅舅是有职务的人,公务一忙,讲书便常常中止。有时竟然间断五六天。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书桌徘徊。然而舅舅并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终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

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到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到十一岁的时候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天花雨》、《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得无味的是《红楼梦》。(《冰心全集》自序)

冰心还说道:

感谢我的母亲,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把文字这把钥匙,勉强地塞在我 手里。到了我七岁的时候,独游无伴的环境,迫着我带着这把钥匙,打开了书库的大门。

  门内是多么使我眼花缭乱的画面呵!我一跨进这个门槛,我就出不来了!

  我的文字工具,并不锐利,而我所看到的书,又多半是很难攻破的。但即使我读到的对我是些不熟悉的东西,而“熟能生巧”,一个字形的反复出现,这个字的意义,也会让我猜到一半。

  我记得我首先得到手的,是《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这里我只谈《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真是一本好书,每一段故事,多的几千字,少的只有几百字。其中的人物,是 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每个“人”都从字上站起来了!看得我有时欢笑,有时流泪,母亲说我看书看得疯了。不幸的《聊斋志异》,有一次因为我在澡房里偷看,把洗澡水都凉透了,她气得把书抢过去,撕去了一角,从此后我就反复看着这残缺不全的故事,直到十几年后我自己买到一部新书时,才把故事的情节拼全了。

据杨绛说,钱钟书小时候酷爱小说:“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经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獃子’读如‘岂子’,也不知道《西游记》里的‘獃子’就是猪八戒。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不登大雅的,家里不藏。钟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

季羡林回忆自己的阅读时说道:“在我读小学时,小说被称为‘闲书’,是绝对禁止看的。但是,我却酷爱看‘闲书’。高级的‘闲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之类,我们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们专看低级的‘闲书’,如《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封神榜》,等等。书中侠客们的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仿佛就在我跟前晃动,我似乎也参与其间,乐不可支。这样的“闲书”。我看得数量极大,种类极多。光是一部《彭公传》,我就看了四十几遍。“我觉得,我由文言文改写白话文而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顺手,与我看‘闲书’多有关。我不能说,每一部这样的‘闲书’,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笔。但是,一般说来,文章都是文从字顺,相当流利。而且对文章的结构也十分注意。”季羡林在读书中不仅得到了乐趣,而且也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写作的能力。

民国的学童读书早。大致是10岁左右,甚至更早,就开始大量读书。

这可以说是语文教育最重要的经验。语文学习,首先是要集中识字,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让儿童认识两千个左右的汉字。只有认识就行,根本不要什么“会讲、会写、会用”。然后就让为儿童准备他们有兴趣读的书籍,让他们大量读书,读书也不要每个字都认识,只有大量阅读了,不认识的字总是能够认识的。只要儿童能够尽早地大量读书,语文没有学不好的。

这一点,许多学人也早就认识到了,如胡适早就讲:“按良心说,我们的成绩完全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新民丛报》等有系统有兴味的文章得来的。”语文课根本不要让学生去做题。每个字抄写100遍、解词、造句、改病句等等,都没有意义的:每个字抄写100遍,在儿童眼睛尚未能准确判断小字的结构特点,手指肌肉尚未足够发育之前,字很很难写好的,而且,让孩子写100篇,基本上是一遍一遍地重复错误,这实际上是今天许多学生写不好字的一个原因。解词的教学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意思也是不同的。让孩子只知道某篇课文中的意思,这根本就不需要解释,而同是想让孩子知道其他文章中这个词的意思,孩子没有阅读那篇文章,怎么能知道?改病句也是弊大于利,在教学实际中,许多病句太简单,一看就知道,没有训练的必要,另有些又太难,连教师、专家也各有不同看法,让孩子怎么改。况且,孩子学习语文,好的办法是让他们欣赏精彩的句子,让许多精彩的句子烂熟于心,他们还会写病句?

总之,目前的语文教学,大量的时间都浪费在做题上了。应该是把所有的这些时间,都安排孩子读书。

中国的已经过去了的那个年代,孩子读书少,是有社会政治的原因。那时,好书都是被批判的,孩子读书叫“中毒”。“书”这个门,是不允许开启的。现在毕竟不同了,小学的教师以及家长,都应该关注孩子的读书。书读好了,一切都好了。

(责任编辑:田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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