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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诵与教育 二》 ---- 徐健顺

时间:2014-02-24 22:14来源:未知 作者:徐健顺教授 点击:
《吟诵与教育二》----徐健顺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疑问 吟诵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部分,那么整个传统文化教育的格局境界,对于吟诵教育就是非常重要的。吟诵教育做不好,传统文化教育会受影响。传统文化教育做不好,吟诵教育也同样做不好。 关于传统文化教

《吟诵与教育  二》 ---- 徐健顺



 
  1.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疑问


 

吟诵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部分,那么整个传统文化教育的格局境界,对于吟诵教育就是非常重要的。吟诵教育做不好,传统文化教育会受影响。传统文化教育做不好,吟诵教育也同样做不好。

关于传统文化教育,我经验不多,只能说说简单的想法,定有不妥之处,愿与大家共讨论。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在最近几年关于教育的各种调查中,对教育不满意的人经常都在半数以上,甚至达到九成以上,而说满意的人寥寥无几。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教育是我们的未来,每个家庭的未来、每个人的未来。我们不能一面努力工作学习,一面想着一个迷茫的未来。甚至在对学生的调查中,也有至少半数的学生对于教育能带给自己美好的人生表示不再相信。不是说知识改变命运吗?又说教育改变命运,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话了。教育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最该关心的事情之一,因为它不仅是未来,而且是人的未来。经济问题、环保问题等等,都牵涉到未来,但教育是人的未来,未来毕竟是靠人来创造的。你给未来留下财富,留下洁净的天空和发达的知识,可是那未来的人不长进,不还是白搭吗?而就算没有财富、没有条件,只要有人,有优秀的人,就有希望。

大多数人都不满意的教育是不可能持久的。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做教育改革,三十年来,我们的教育的确改变了很多,变好的地方很多,但是,批评的声音也更大了。教育改革没有成功,这是连筹划教育政策的教育专家们也承认的事情。但是,怎么办呢?批评容易建议难。这年头,谁都可以骂两句教育,就像谁都可以骂两句中国足球一样,而且怎么骂怎么有。可是,提出一点可行的改革办法就难了。这些教育的问题,政府都知道,教育专家也知道,老百姓也知道,就连学生也知道,可是,大家还是在这么做,可见,不是没有心改革,而是不知道该怎么改革,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路。

我也不知道正确的路在哪里,但是我有个大概的方向。

我想未来的成功的中国教育,能够让大多数中国的家长、中国的老师和学生满意的教育,一定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在中国办教育,毕竟是中国的教育,中国人的教育。中国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独特性,以及这些独特性的高妙之处,都决定了中国的教育不能忽略中国性。现在在中国的大地上,同时存在着不同的教育模式。最大的一块当然是体制教育,这里面有公办的学校也有民办的学校,但是教育模式都是一样的,都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模式进行的,我们叫体制教育。这个体制教育,表面上说是学习西方的模式,实际上是从德国变英国变苏联变日本变美国的多种模式的混搭,所以是乱的,甚至可以说其实质是中国人自己在几十年前硬造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成分微乎其微。以体制教育为核心,向三个方向延展,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活跃于中国大地上。在它的前方,是各种专业培训、课外补习班等等,这些都是对体制教育仍不满足而生发出来的教育。他们比体制教育跑得还快还远。不过补充说一句,里面自觉自愿、乘兴而来、乐在其中的,好像没有。问他们,他们都说是被社会逼的。在体制教育的左边,有很多是更西式的教育,他们都是从西方直接引进的某种教育模式或者教育理念,比如蒙台梭利学校,可能比较有名,很多人都知道,其实还有很多,像华德福、皮亚杰、瑞吉欧,还有儿童阅读派,这是在体制学校推广儿童阅读教育的。在体制学校的右边,是正在兴起的国学私塾、书院、学堂等等,这些都是学习中国传统教育的。在吟诵学习班上,三类老师都有,因为大家都要学吟诵。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地学习,下课就辩论,因为他们的教育观经常是水火不容。

我感觉,这三种老师都是真心爱孩子、爱教育的。是的,来学吟诵的老师都是真心想办好教育才来的。可是,这样的三种教育恐怕都很难成为未来中国的成功的教育,因为他们都没有让大多数人满意。学西方的太忽略中国传统,而学中国传统的又太忽略现代世界。体制教育是中不中西不西。在民意调查中,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教育是中西结合的。这个中西结合才是未来之路。我们现在为什么结合不起来,你看做西式教育的和做中式教育的要吵架,而号称要结合两者的体制教育实际上哪边也没做好。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是太不了解真正的西方教育,也太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传统教育了。我写过《我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梳理了一下我们通过采录和文献研究得到的印象,总的来说,古代教育的很多方法都对今天的教育有借鉴作用,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而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澄清,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清楚,至少每个人心中都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然后有的人批判,有的人拥护,有的人漠然。在不同态度的背后,也许并不是世界观的差异,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认识的差异吧。

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样的呢?我想从朱翔非老师的一个追问开始。

朱翔非老师追问的是所有在做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人,问题是:大家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做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或者说,大家要把学生教育成什么样的人,这个典范是什么样的?当然,大家各有答案。但既然是追问,就要继续问下去。朱老师还要继续问:为什么这个教育的典范是清末的形象呢?

可能有人不服气:我们没有以清末为目标。但是看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传统文化教育:读经、弟子规、武术、琴棋书画、农耕……清末儒学教育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清末儒学教育没有做过的事情?教西方科学、学英语?清末也做了。……好像没有。

朱老师继续追问:我们哪一点比得上清末?读经,背过二十万字,这个标准,在清末,没有进考场的资格,更不用说做秀才了,举人进士更是天方夜谭。明清科举考八股文,八股文是从四书五经中随便抽一句做题目,就要作篇八股文的。所以应试儒生必须背过四书五经及其注释。四书五经(十三经)正文就六十四万字。其他勿论。清末儒生是有几百万字在肚里的。现在,能达到二十万字标准的都凤毛麟角,怎么比?

弟子规?比礼教?谁敢说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将比清末儒士更懂礼?

比义理?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让学生自学去参透义理,在没有国学大师,有文无献的时代里,教育出来的学生会更懂义理?

比天文历法知识?比中医?比武术?那是中国武术的最高峰,现在想找个正宗练武术的都难。比书法?我们的学生将比清末儒士写字更好?比古琴?比国画?比科学?拼得过李政道杨振宁?到底我们的学生什么会比清末儒生强?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明白,什么也比不上,而且差很远。

可是,国学就是在清末亡的。亡在那一代人手上。我们向他们学习,还差很远比不上,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觉得朱老师的追问很有力,很让人警醒。我们现在的私塾,还有体制学校学传统文化的时候,从教室环境到衣着打扮,从教师神态到教材、教法、教学目标、对学生的要求,全都深深打着清末的烙印。

这当然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小看的是鲁迅,是巴金,印象中的传统文人就是孔乙己的样子,后来改革开放了,又看胡适,看梁启超,看周作人,看王国维,看梁漱溟,印象中的传统文化就是“民国范儿”。等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就自然把当年被批判的东西翻过来当正品,以为这就是传统文化。“五四”误人之深,一至于斯!

清末当然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朱翔非老师在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做过一个讲座,题目是《通往国学的三重门》,是说要认识真正的国学,需要穿过三重门的。一重门是“文革”,它打掉了我们的勇气,一重门是“五四”,它误导了我们的理性,一重门是清朝,它化解了我们的道统。中国传统文化之毁坏,实自清朝始。

朱老师是钱穆先生再传弟子,这个观点原是钱穆先生力主的。有人说这是同盟会“驱除鞑虏”意识的余绪,不足为论。可是钱先生直至1980年代还在坚持此论,难道此时还有什么政治需求?

为什么说清朝化解了我们的道统?别的且不说,单说《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为编《四库全书》多次下旨,开始说搜集民间书籍,后来说所有献书中有犯禁的书的一律无罪,且有表彰,再后说如藏匿则必治罪,恩威并施,至此,民间只得全面献书,感觉书中有犯忌的地方的,为免遭害,一般干脆把书烧掉。中国各地经营数百年上千年的私人藏书楼从此一蹶不振,除了最普通的书尚在民间流通之外,各种善本孤本之幸存者,齐汇朝廷。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焚书就此上演。

《四库全书》共存书3475部,79070卷,但另有《四库全书存目》一书,记载着书名和简介,共6766部,93556卷,比存书还多。这些书,多是被朝廷销毁的。另外,还有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的书,有多少?不知道。还有在民间因怕事就直接销毁了的,有多少?不知道。有多位学者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从各地搜书记录的蛛丝马迹来看,《四库全书》销毁的书应在其存书的十倍左右!中国图书文献的一次大灾难!

然而灾难之深还不仅在此。关键是,留下来的书多被篡改。改到什么程度?连杜甫的某些诗都被禁毁,连宋词都被删改。比如我们熟悉的岳飞的《满江红》“壮士饥餐胡虏肉”,被改成“壮士饥餐飞食肉”,莫名其妙。所有有关满清的、后金的、女真的、胡虏的,皆被美化,所有汉人抗击侵略的,皆被丑化或者干脆消失(比如袁可立被消失,袁崇焕被窜改),还有所有儒士、壮士、志士,维护道统、反抗皇权军阀、与恶势力做殊死搏斗的,都尽量被淡化,或者消失,所有奴性的人物、故事,都被尽量放大,或者干脆把壮士志士改写成奴才。

任松如先生说:

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四库全书答问》)

章太炎先生说:

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哀焚书》)

鲁迅先生说得更清楚:
  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我们不但可以见到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

没有了原始的文字记录,我们的历史成为了“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都不得的时代”的交替史,我们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黑暗、最战乱、最专制、最落后、最贫穷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成为了最愚昧、最低俗、最自私、最保守、最肮脏、最一盘散沙的民族。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印象。我们还把这个印象告诉外国人,和我们的后人。

前面说过,文化传承要靠“文”与“献”,这就是 “文”在清朝的命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焚书”。“献”呢?他们的命运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坑儒”!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是此前三千年历史文字狱的总和的两倍还多!而文字狱一直是清朝各位皇帝们的嗜好。文化毕竟是靠人传承的,毁掉一个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杀掉传承这个文化的人。清朝杀掉了儒士中的精英,把那些最杰出、最智慧、最有道统传承、最有骨气抗争的人,几乎都杀掉了。剩下的,已不足论。

然后拉拢庸者弱者糊涂者,树奴才典范,诡称此为士范师范人范世范,诡称这就是五千年的中国文化。

五四”骂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传统文化,反的“封建”就是这样的“封建”。所以鲁迅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骂得很对的。

而满清为维护统治,提心吊胆阴险毒辣两百六十年,最终还是落得全族覆没的下场。现在,会说满语的满族已不足百人,而且都是老人。语言不在,焉论其他?满族已名存实亡!

今天,在大力推广传统文化的人中,有很多满族人。我自己也有四分之一的满族血统,我的身份证上的民族成分是满族。我的很多朋友是满族人。我对满族还是感情很深的,但我不谈复兴满族文化,因为现在有更迫切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是民族文化层面上的事情,而是人性和兽性之争层面上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全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但凡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就是中国人。满族人首先也是中国人。满清统治者违背道统,一味逞凶,又做贼心虚,以错掩错,他们不是中国人,是胡虏!违背道统的事,已经给汉族和满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决不可再做了。

所以做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绕过清朝,去寻找真正的道统。以前有个词,叫“封建卫道士”,是绝对的贬义词,因为那指的是清朝的所谓“道统”。今天我要把“封建”二字去掉(因为中国没有封建社会啊),鼓足勇气去做一名“卫道士”,一名儒士,去求那真正的“道”。

教育的内容,应该是文化。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就不会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现在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很多争论,其根源都在于对传统文化本身的理解有异。尤其是那些对传统文化教育心存疑虑的,一定是对传统文化本身心存疑虑。所以我要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还是要从传统文化是怎样的说起。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只能在史实的澄清中实现。


 

  1. 中国正史观


 

中国的道统,始自黄帝。现在的中国历史书,多从盘古开天地说起。盘古和华夏没关系,他是瑶族的神,到三国时始被汉人记录,所以瑶族人多姓盘。现在的中国历史书,又或从元谋人讲起,元谋人和我们是否一个种还不知道呢。女娲、夸父,这是华夏的神,但难稽考。仰韶、半坡,这是中国文明,但与华夏的关系难定。华夏一支,最早出现的一个名字叫“有巢氏”,是他教人民巢居,然后是燧人氏,他教人民熟食,然后是伏羲氏,他教人民计算和记事,然后是神农氏,他教人民农耕。神农氏之后就是黄帝轩辕氏。

有人说,这些都是神话传说,意思就是不是史实。这样说的人,一定要追本溯源,想想自己的这个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从课本或者近百年的历史学家那里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读钱穆,学历史:历史不是黑斯垂》。近百年的历史学家,除了钱穆先生等少数外,都是黑斯垂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而且,近百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黑斯垂学派,叫疑古学派,就是对整个中国历史表示怀疑,对上古史直接否定。凡说上古史就是神话的,请看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一书,并请关注出土文物与古代文明研究的前沿成果。中国的上古史基本上是信史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古希腊不同,对待历史记录的态度不同。他们的历史是神话,不代表我们的也都是神话啊。

《史记》开篇即是“五帝本纪”,第一位是黄帝,此前不录。为什么呢?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由此可知,以黄帝为华夏文明之开端,是百家的共同主张,也是两千年的文化传统。此中必有道理。看“黄帝本纪”: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一生,始终爱民为民,鞠躬尽瘁,这就是原因。我们中国人不怎么崇拜英雄,而是敬重圣贤。其他很多民族都喜欢英雄,所谓英雄,必有武力,强大而英明,在这背后,还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观念。中国人敬重圣贤,圣贤不以武力压众,而是躬身为民,以德服人。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氏,虽对华夏有重大贡献,但未能做到这点(“神农氏弗能征”),所以不能算作华夏文化精神的开端。是黄帝树立起了华夏文化精神的最核心理念,那就是:

以人为本。

在上古汉语中,“人”、“民”相通,都是“人” 的意思。“以人为本”,就是不以“神”为本,不以“利”(动物性)为本,不在“人”的上面再加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人”而存在,哪怕是“客观规律”,哪怕是“法律”,哪怕是“真理”,哪怕是“天命”,都不可以超越“人”而高高在上,更勿论皇权、金钱、武力和欲望了。只有“人”,只有现世现实的“人”是最重要的。

而一旦尊重了“人”,一切就会和谐、和平。《千字文》有这样几句描述周朝初期的文明: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首,臣伏戎羌。遐迩一体,率宾归王。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西周文武周公之治,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博爱,靠尽心为民。像这样的一个好时代,不仅是华夏民族和平幸福,连周围的蛮夷也受到恩惠,连动物也受到恩惠而能够自由地歌唱和吃草,连植物也得到恩惠可以自由地成长,甚至连无机物都得到恩惠,万事万物都和谐相处,赖及万方。

把这样的描述,和西方经典对盛世的描述比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差异。西方经典更多突出的是武力、富裕和秩序。哪怕跟《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元朝的描述对比一下也可以明白这个差异。

可能有人会说,这都是后世儒家的牵强附会,复古主义的梦话。前面说了,说这样话的人请去看《走出疑古时代》。但退一步说,假设这些真的是后世儒家的附会编织,那也是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美好的历史观。现在某些中国历史类的书,包括一些学术专著,包括《百家讲坛》的某些节目,是有野史一定不用正史,有功利的历史一定不用仁义的历史的。把中国历史说成是一套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把他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某种功名富贵的欲望,或者某种为了生存的无奈。只要在高尚的背后挖出了卑微自私,就大讲特讲,心中暗暗得意。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比如我见到有讲夏朝的建立时,弃《尚书》《孟子》《史记》的记载不用,而独用《竹书纪年》说“启杀伯益”的。且不论《竹书纪年》早已不传,今天的版本只是辑佚,无一句明确可靠,也不论《竹书纪年》孤证不立,就算真的是启杀伯益而建立的夏朝,那么夏朝卑鄙开国,也应该是一个被唾骂的朝代,然而题目却堂而皇之地叫“上古文明”,好像我们的文明就是这么弱肉强食,这么卑鄙无耻,这到底在向孩子们传达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如果夏朝真是这样,应该说:那不是中国文明,而是中国野蛮!但是现在某些学者是津津乐道于把中国文明歪曲成中国野蛮的,更可怕的是然后说这就是中国的文明。

是黄帝确立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所以他是华夏的始祖。有了华夏的精神,始有华夏人,不是有华夏的血缘就有华夏人的。这种精神在中国代代相传,期间当然也有曲折,也有变化。到了春秋时期,这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一时弱肉强食之事皆是,追名逐利之论大起,眼看中国文化精神就要沦陷,此时而有孔子出现。

孔子一生做了很多事,大家都知道。到了晚年,他更奋余勇而作《春秋》。《春秋》这部书,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表面看是一部史书,实际上不那么简单。当时各国都有史官,记录下来的史书都叫《史记》。鲁国也有史官,代代作鲁国的《史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位民间人士,孔子为什么要代政府重修历史呢?孔子更派弟子子夏远赴周都抄回周王朝的《史记》,所以《春秋》里不仅记了鲁国的事,也记载了整个“天下”的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到底对以前的史书有什么不满意呢?

《春秋》后世主要传了三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主要是史实,《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从子夏那里传下来的,都是传的“春秋大义”。孔子作《春秋》,更主要是着眼于史实之上的“大义”。孔子在《春秋》中,把各路诸侯都评论了一遍,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该痛骂的痛骂,表扬的少痛骂的多啊。这样一来,孔子就在中国树立起了一个“道统”,并把它的地位放在“政统”之上。这一点太重要了。

道统”是什么?就是自黄帝以来推崇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宗的传承。在孔子之前,“道统”跟“政统”是合一的。自黄帝开始,天下最高精神典范,就是天子。这个传统到夏启之后,开始模糊。夏商周三朝,有的天子好有的天子孬,好天子如周文王周武王,自不必说;坏天子如桀纣,那怎么办呢?理论上还是天下精神典范。要批评天子,是没有依据的。所以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拦马而谏,说臣不可伐君,武王也很无奈,因为他的行为在当时的确是不太占理的。伯夷叔齐自然是君子,这个天下皆知,所以他们不是从利害的角度来劝说武王的,而是从“大道”的角度来死谏的,武王伐纣,以臣伐君,凭什么道理这么做呢?这是回避不开的一个难题。

到了春秋时代,物欲横流,所谓春秋无义战,都打着道义的名号,捞自己的利益好处,哪里有天下精神道德典范的天子、国君?在这种情况下,若还不说清楚这个问题,天下的道义都将被虚伪的名号淹没了。孔子奋起“道义”大旗,以“大道”的标准,评判各国国君、大夫、人物,从此中国就明确有了一个“道统”,这个“道统”更在“政统”之上。从此中国的儒士就在皇帝、权贵、富豪、军阀,在所有世俗势力的面前,挺直了腰杆,昂起了头颅,他们不再以世俗势力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精神典范,有高高在上的 “道统”,有他们自己的“王”,那就是“素王”孔子。

我们都看到了臣民向皇帝磕头,山呼万岁,以为中国就是皇帝专制,臣民都是奴才,错了,那是表面现象。您没有看到那些强项令,那些死谏的大臣,那些骂皇帝的文人,那些宁死不屈的志士。要是没有那些人,中国的历史会成什么样?那些人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那些人?他们凭什么坚信自己是对的?因为“道统”!因为孔子已经在春秋时期就赋予了全体儒士这个权杖,他们是求道传道行道的人,他们按照“大道”的标准经营天下,监督和控制“政统”,他们要为天下人负责,所以张载说“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儒士的使命。

古人曾说,天不生孔子,如万古长夜。这话现在可以理解了。就是这个意思。没有“道统”的中国,是黑暗的中国。孔子的出现,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中国,照亮历史,照亮未来。从此中国才是文明的中国、美丽的中国、人性的中国,才是我们可爱的祖国。

黄帝所创始、孔子所确立的“道统”,也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理念,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我想还是这四个字:以人为本,或者叫人本,或者叫民本,上古“人”“民”是相通的。

以人为本,就意味着不是以“人”以外的任何东西为本。一个一个地说。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不以动物性为本,儒家特别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人和动物到底区别在哪里呢?西方人说思维、概念、对象性、使用工具等等,儒家不说这些,儒家谈为谁工作为谁付出为谁活着。比如 “孝”是儒家教育的起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所有动物都做不到的。动物只有养育后代的本能,没有反哺父母的行为。动物的舐犊情深,比之人类并不逊色。我们看探索频道那些动物节目就常能看到,动物的爱子护子的行为,有时真是催人泪下。但是,从没有反哺父母的。幼仔长大,就自然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甚至跟父母竞争。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人和动物不同。人必须时刻牢记自己是人,不是动物。

世界上的民间故事都是相通的,民族学把这些故事分为很多类。其中有一个故事也是很多民族都有的。说的是以前,有个民族的习惯,是年老的人就要被杀掉或者遗弃。有一个年轻人,他不愿意遗弃自己的父母,就偷偷把父母藏了起来。后来民族遇到了困难,国王下令谁要是能解决这个困难,就给他什么奖赏。年轻人回去询问父母,父母告诉了他应该怎么办,于是他解决了困难。国王要奖赏他,他不要,说那都是我父母的功劳,就给国王讲了自己的故事。国王终于明白了,老人是有用的,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于是下令,从此不再遗弃老人。这个故事很多民族都有,说明我们人类经历过那么一个转折,就是从遗弃没有用的人,到不能抛弃任何一个人。而这,是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的。就是在那一天,我们可以称为“人类”了。

为什么我们称为“人类”?你看所有的动物物种都不称“类”。有“鱼类”“鸟类”,那是总称,可没有“黄花鱼类”“雷鸟类”这样的称呼。可是人作为一个物种(不是纲目属),却称为“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唯一以“类”的形式生活的动物。这话是马克思说的。请看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类”从来不是以个体的力量在对付大自然,总是以“类”的力量在生活。一个动物,它为其他动物劳动付出的情况有哪些?一般就是三种:生育后代、为种群做点贡献(比如牛群遇到狮子会围成圈把小牛围在中间),还有就是共生现象。人呢?斯蒂格里茨在他的《经济学》中举了福特汽车的例子。他说生产一辆福特汽车,需要16个国家的企业参与,比如日本提供轮胎,英国负责广告,等等。好了,我们再想想,日本生产轮胎,又有多少国家的工人参与?这些人要吃饭吧,要穿衣吧,这些东西的生产又有多少人参与?这些人会生产,是谁教的呢?又是谁教会他们读书写字学习?是谁提供的知识,是谁提供的环境?如此追溯下去,一辆福特汽车里到底包含了多少个国家的多少人的劳动?可能全人类都牵扯进去了,甚至连祖先都牵扯进去了。这就是人类的劳动情况,它是一张巨大的细密的网,实际上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劳动最终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自己买来的东西上凝结着多少人的心血。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这张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仅是一张经济的网,它更是一张文明和文化的网。所以我们叫做“人类”。所以每一个人都同等重要,不管他社会价值如何,有没有劳动能力,甚至是一个植物人,只要他是人,他就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个人。因为只要抛弃任何一个人,这个网就被撕开一个口子,我们就要讨论谁该被抛弃的问题,谁的价值大谁的价值小的问题,价值大的人有一天也会价值小,那就不再是人间,而是人间地狱了。

这样就引出了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同生共荣。什么是“同生共荣”?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体,一起生活,同甘共苦。我有吃的,你就有吃的。我没有吃的,也不会去抢你的。与之相反的观念叫优胜劣汰、弱肉强食。

最近央视正在直播《东非动物大迁徙》,我不知道编导当初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观众又都是怀着什么心理在看这个节目。我看过一次,恰好在播角马过河。场面非常壮观,河里角马和鳄鱼正在殊死搏斗。就听前方记者在现场解说道:“角马为什么要过河?据说是为了种群的优胜劣汰。”这么说是可以的。但后面又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也都会面临过河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好,怎样渡过我们人生中的河!”这就太令我震惊了。我们人类怎能与角马相比?这个记者到底想表达什么?难道我们过不去人生中的河就该被社会抛弃吗?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优胜劣汰?我们人类,当一个个体过不去河的时候,自有别人来帮他,全社会都要来帮他,这才叫人类社会!你看角马过河,谁帮过谁?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那位记者如此说话,反映出了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种流行观念,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美其名曰“竞争”。你看西方经济学的书,翻看第一页,就讲“资源短缺”和“资源配置”,然后就讲竞争和如何应对竞争。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已经成为教育的口号之一。这些思想,在我们古代,在孔子看来,都叫“蛮夷”。

孔子特别强调“华夷之辨”,就是华夏人和蛮夷人的区别。什么是华夏人?就是相信“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人们。凡相信这个中国文化精神的人,就是华夏人,不管他是什么血统,什么肤色,什么语言,什么习俗,无所谓,因为这里说的理念超越民族!什么是蛮夷?就是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人,哪怕他是正宗华夏人后裔!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啊,蛮夷是还没有完全进化到“人”的所谓人种动物。正因为我们中国有这样一种理念、精神,所以越来越多的各种民族都聚集过来,他们都愿意做中国人,中国人就越来越多。尽管有的是一时强大的民族,甚至打败中国人的民族,也还是觉得这种“人”的理念好过自己的弱肉强食理念,最终还是做了中国人。中国古代文明之伟大,在于它真的是 “文明”。中国古代文明之屹立于世界之上,就像灯塔一样照亮东方。

这种和谐共存的观念,必然要越出人类的范畴,而远达万物。所以“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在这种观念下,是不可能有什么环境问题的,也不会有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刚听的广播,说奶粉又出事了,然后有专家出来说:食品安全问题,靠企业家的良心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完善的法律!我想说,靠法律是不行的,最终还是要靠企业家的良心。他没有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意识,早晚要出事的。有法律就钻法律的空子,永远没完。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的这个情况。这就需要传统文化的熏染,所以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有耻且格。这种观念叫“万物一体”。

因为中国人的“万物一体”观,所以中国人尤其是儒士,他会觉得什么都是跟他的生命相关的。所以古代文人有见花落泪、对月伤心之说。不是说文人酸,瞎浪漫,那是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看到一片叶子飘落,就像看到自己的生命的凋零。所以汉诗以景言情,“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那种见物心动的感觉,现在很难有了。现在看到落叶,就想到谁来扫地。你就算掌握了诗词格律,也永远作不出符合古代“诗”的精神的诗来。现在大批都是这种符合格律的伪诗。“万物一体”的世界观,是中国文化精神最基本的观念之一。

天赋人权、平等民主的口号,在西方是18世纪才明确提出来的,在中国,是早在黄帝时期就提出来了,到孔子就确立了。只是我们的思想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认为平等就是一样,我们不这么认为。孔子所说的平等,是差异式平等,意思就是说:适当的差异即平等。男人做男人,女人做女人,这就是平等。君做君臣做臣,这就是平等。若男人女人做一样的,那反而是不平等,是歧视了。西安交通大学前不久建了一批女厕所,是站式的,说是为了男女平等,这就是个极端的例子。现在我们学校的教育,没有性别教育,男女都一样的课程,这是平等吗?还是歧视?君和臣一样,这是平等吗?父和子一样,这是平等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该怎样就怎样,这就是平等。因为,贯穿其中的,不是权力,不是利益,而是大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要是不以礼对臣,臣也可以不以忠事君。所以孟子说武王伐纣:“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道统高高在上,从此解开了伯夷叔齐的难题。《三字经》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才是平等,差异式平等。近些年西方学者也慢慢懂得了这个道理,如萨义德就在提倡这样的观点。如此您可以想一想,民主选举,一人一票,真的平等吗?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儒家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认为人天生就是人,人天生就有良心。当然,脱离了人类社会培养出来的“狼孩” 是不行的,这里说的是一般的情况,只要是在人类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就是有良心的,他实际上是知道善恶的,只是有时被蒙蔽,有时自我欺骗。教育就是一个 “成人”的事业,把一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人”的过程。所以开发一个人的良心是最根本的事情,即阳明先生所谓“致良知”。

以人为本,就是不以物为本,不以利益为本。所以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孔孟于此言论多矣!《孟子》开篇最为精彩,“王!何必曰利?”“必、曰”两个入声字,“利”去声字,好有力量,一口顶回去。这些都不说了。中国古代重农轻商,一度受到批判,现在想想,是不是有道理?现在企业家遍地,大家都仰视,到处传授成功经验,年轻人争相膜拜学习。那请问屈原算成功吗?岳飞算成功吗?杜甫算成功吗?难道我们大家学秦桧?

全社会公开谈利,研究怎样赚钱,更要命的是以此为标榜,以此为光荣,以此为理想,官员以GDP为升迁的第一指标,企业家是最荣耀的英雄,教育产业化,上课成了为了赚钱,艺术学校招生排长龙,为了一夜成名,如此下去,中国要亡了。日本人没有亡了中国,我们自己亡了。没有了中国精神的中国,没有了道统的中国,不能再叫中国了,只能叫蛮夷。

以人为本,就是不以“神”为本。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从来不说不能证明的事情。中国人不信神,信祖先。在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的世界观。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是以神为本的,就是在人的上面还有一个更崇高的“神”。神又分两种,一种是喜怒无常的神,一种是稳定的神。信喜怒无常的神,说明这个民族充满恐惧,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原始巫术往往就是这样。那些人们靠巫师给自己安全感。这当然也是人类进步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但毕竟是低级文明,人们对神充满了敬畏感。信稳定的神,基本上就是宗教了,人们对神除了敬畏感,更多了一种亲切感,一种倾慕感。

西方文明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宗教文明。神既然是稳定的,世界就是稳定的,所以西方人相信世界有统一的规律。可是我问一句:世界真的有统一的规律吗?科学就是研究世界统一的规律,世界有统一的规律是科学研究的假设前提。即使发现了违背规律的事情,科学家们所做的也是继续细化、复杂化规律,以使它能把各种情况都装进去。所以科学就越来越细碎了,不断地分科、分化、分类、分析、分分分。所以霍金获得了罗马教皇的嘉奖,因为他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宇宙大爆炸学说,说整个宇宙都来自一次爆炸,那么爆炸之前呢?没有之前。时间是从爆炸那一刻开始的。这就像《圣经》说,世界开始于“上帝说要有光”,在上帝说这句话之前呢?没有“之前”。牛顿、爱因斯坦,这些最大的科学家,晚年都研究神学。因为他们想弄清世界的终极规律。科学没有离开基督教的世界观框架。

中国人认为,没有神,只有“道”。“道”不是一个统一的规律,而是不断变化的一个系统,所以讲“道”的那本书叫《易》。你看《论语》中,很多人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对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他为什么不能针对“孝”下一个定义呢?不能下。下定义也是针对你的。别人问还是不一样。孔子就是知道针对不同的人要怎么说不同的“孝”的人,所以他才是真正知道什么是“孝”的人。如果他对谁都说的一样,那他就是科学家、哲学家,不是得“道”的“圣人”了。

以人为本,意味着不能有任何“神”超越在人之上。人的需求是第一位的。没有了高高在上的神,中国历史上避免了多少蒙昧、野蛮、盲目和邪恶?看看西方历史吧。为什么反倒说中国蒙昧,而需要那相信神的人们来给我们启蒙呢?

中国民间也有所谓的“神”,还不少,但是仔细想想,没有哪个神是神圣的。中国人对待所有的神的态度,就是利用。有用了就用,没用了就扔,所以鲁迅曾说中国人是不断地造神,又不断地忘神。这种实用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精神,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讲实用的民族。不管什么,都是实用第一。道路没有直角的,红灯没有不能过的。传统文化没用了,立刻就扔,不管他几千年什么从来怎样。有用了,马上就捡回来。这些被称为“民族劣根性”的表现,其背后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因为中国人不信神,只信人。人是第一位的,在人之上,没有更神圣的东西。

民族劣根性”不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真正体现,它只是以人为本理念的错误表现。因为以人为本,是以人类为本,不是以个人为本,是以义为本,不是以利为本。孔子所提出的“道统”,正是与“民族劣根性”做坚决斗争的崇高理念。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也要看到“民族劣根性”毕竟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后面有中国人的世界观。要改造它,要从以人为本理念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进行,不要彻底打倒以人为本理念,那样恐怕更是倒退吧。

一百年来,我们引进西方文化,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尚理念,结果,换来的是社会道德的大滑坡。因为西方这些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公平、法制、个性等理念的背后,是西方人的以神为本的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观,是中国人很难接受的。所以西方的东西一来中国就变了味儿。

中国人不崇拜神,只崇拜人。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是圣贤、君子。其次,是人,就是不是畜生的人。既然中国人都是以这样的理想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所以中国人就崇拜祖先。祖先就是圣贤、君子和人的组合。祖先的精神,就是人的精神。祖先的文化,就是人的文化。崇拜祖先,其实还是推重以人为本的精神。

西方的历史,都被描述成一个个的事件,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总结历史规律。因为他们相信世界有统一的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规律。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正史,都被描述成一个个的人,历史学的任务,是评价一个个的人,并使之精神永传子孙。所以西方历史是编年体,兼分析;中国历史是纪传体,兼传道。

西方历史记载的人,一定是对所谓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人,中国历史记载的人,一定是在做人方面有重大表现的人,大都是君子,也有奸臣,但有没有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有影响,倒不在考虑之列。所以有些宰相无传,而很多隐士有很长的传。这就是中国正史,不是西方的黑斯垂。

以人为本,还意味着不以力为本,不管是暴力还是权力,都不能凌驾于人之上。儒士反抗暴力的事情,在历史上太多了。儒士不会赞美一个以力服人的人。这个不多说了。权力也永远不能高于道义。儒士面对权力,一定是以道义为标准去衡量的,该拥护的拥护,该反对的反对。

既然权力不是第一位的,法律也就不是第一位的。中国所谓“法”和西方的法律,其作用和表现有所不同。《礼记》中孔子说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时代不讲礼义,小康时代讲礼义,刑仁讲让,也不是一个法律至上的时代。《论语》: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以法律为至上,是法家的思想。如果说大同时代是黄金时代,小康时代就是白银时代,法律时代就是青铜时代,那么有法律都不遵守、不能约束的时代,就是黑铁时代、野蛮时代了。像古希腊神话所说的一样,看来中国也有四种时代啊。

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法家看来,儒士和侠士一样都是违法乱纪分子。《史记》中有专门的侠客列传,就是因为他们敢于反抗暴力、权力和法律。与此相应,孔子主张复仇,《礼记》: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

这里有儒家的伦理亲疏观,但是,无疑亲情被摆在了第一位。结合《春秋公羊传》伍子胥替父报仇一段下的议论可以更完整地理解孔子的复仇思想:

曰:“事君犹事父也,此其为可以复仇,奈何?”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这段话应该是出自孔子之意,或者说,是孔子传给子夏,代代传下来的。我们现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口传心授(即前文所说“文”与“献”的关系)还是重视得不够,经常以为文字是决定性的,而对口传的真实性抱有巨大的怀疑。我采录吟诵的感觉,包括对汉字汉音汉歌的学习之后的感觉,都是:口传的文化是传承为主,变化为辅的。应该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公羊传的解释出自孔子之意。

孔子在此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复仇问题。复仇的前提是“父不受诛”,即父亲是无罪的。如果父亲罪有应得,复仇就是无理的,无意义的,成了仇杀循环,冤冤相报何时了。复仇只针对凶手一人,不可波及旁人,包括凶手的亲人后代。这些观点和父仇不共戴天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是把“道义”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而不是法律,也不是父子血缘关系。所以,又有“大义灭亲”之说,见于《春秋左氏传》,卫国石碏因子石厚从逆弑君而杀之:

君子曰:“石,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这里的“君子”不是孔子,应是左氏,但其意也应是来自孔子之学。

所以说,“复仇”这个观念的重点,并不在于突破法律,而在于“道义”至上。

与此相应,《孝经》说父子、君臣关系: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孝敬父母、忠心君主,并不是做听话奴才,而是要以“道义”为至高原则,逢不义则力争、死谏,对那样不义的命令,是绝不能服从的。对于倒行逆施的当政者,甚至要讨贼伐残,对于恶贯满盈的亲人,甚至要大义灭亲。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孔子之意的一些曲折隐微之处。大义灭亲,是父杀子,不是子杀父。孔子只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未说相反情况。《礼记》: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不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在这里,并不主张逆父、弑君。这是因为,以人为本,不以动物为本,是从以人类为本开始的,从人际关系开始,从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就是血缘关系开始的,所以儒家以“孝”为根本。但如果人类利益和亲情发生冲突怎么办?儒家主张不宣扬断绝亲情。若是公开宣扬大义为至高无上,把亲情放在第二位,则大义就没有了根,以人为本就不知道是落在哪里了。但亲情也的确不是最高道义,这一点也不能忘记。《论语》: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既为“隐”,就是在父子亲情之上有一个“道义”在。但为什么还要“隐”呢?就是因为法律不是第一位的,“道义”是第一位的。“道义”要落在亲情上,所以“隐”才是合乎“道义”的。“隐”的背后是“谏”,是“争”。

孔子的这段话一直为一些现代学者所诟病,因为现在我们是引进西方社会机制,以法治国了。孔子显然不太把法律放在眼里。复仇问题也是这样。那么我们想一想,历史上有没有叶公之说占了上风,到处都是“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时代呢?有的,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包括此前的某些运动,都伴随着这样的思潮和做法。那时候有个词叫“划清界限”。凡有人被定性,他的亲人、朋友、老师、学生,就会被要求与他“划清界限”。要么贴张大字报批判他,要么自己也被定性。中国的亲情关系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无数的生命悲剧,不说了。在这就说说两首诗吧。

朦胧诗”派起于“文革”后期。其代表诗人:北岛、舒婷。北岛有诗《雨夜》,前面是写定情的,“你说,不/口气如此坚决/可微笑却泄露了内心的秘密,在两人定情以后,按照惯例是发誓,北岛是如何发誓的呢?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舒婷有诗《?。!》,写的也是定情:“那么,这是真的/你再不会变卦/即使我柔软的双手已经破裂/腮上消褪了青春的红霞……”,而最后的发誓也是这样:

现在,让他们
向我射击吧
我将从容的走过开阔地
走向你,走向你
风扬起纷飞的长发
我是你骤雨中的百合花

在“文革”中的人,是这样为爱情发誓的?不是“爱你到永远”、“海枯石烂不变心”、“永远让你幸福快乐”之类的,而是:就算你成了“反革命”,我也愿意跟着你!就算我因此要去坐牢去死,我也永远不背叛你!

想一想,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们,你敢发这样的誓吗?

想一想,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人间地狱。道义是第一位的,但是道义是落在人情上的。不可以以道义去普遍地破坏人情,那一定就不是道义了。所以《孝经》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连西方的法律对亲人作证也很宽容,何况以人伦为本的中国呢?

所以,违背人伦的事不可提倡。那么,当亲情真的与大义发生严重的冲突的时候呢?是父子相隐,还是大义灭亲?这个,良心知道。良心是什么?就是对“道义”的感知。真到那时候,心知道怎样做是对的。只要行大道,怎么做都是对的,不行大道,怎么做都是错的。

孔子主张复仇,在法律不完善的时代里,等于是给了普通人一柄权杖,可以替天行道。在今天法律日趋完善的时代,复仇本身也许不应提倡,但是,孔子传给我们的主要是这样一种精神,以人为本,要永远记住,在法律之上,还有一个“道统”在。不然,法律本身都失去了依据。

以人为本,还意味着以活人为本,以现世现实的生活为本,以后代为重。所有虚无缥缈不能证明的东西,都“敬而远之”,就是不反对,但绝不置于活人现世之上。人类历史上神鬼之说造成的灾难也太多了。中国人的传统是比较现实的,这种灾难在中国就要少一些。

以人为本,还意味着以每个人为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承认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教育上的体现,就是个别教学的教育模式。以人为本,还意味着不以教材为本,不以知识为本,不以能力为本,而是以人为本,以培养人为最终目标,所以中国古代教育是成“人”教育,而成“人”教育是以人生态度为第一要务的。

孔子毕其一生,用尽精力,就是明确树立起了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华夏文化精神,并明确标榜中国人应该以此为正统,这就是“道统”。《春秋》开篇: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大一统”,就是强调“道统”的意思。《春秋》以周文王为“统”,因为周文王或者说西周文明是“以人为本”的“道统”的标志。孔子描述历史,是在这样一种“道统”的观照下进行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中国正史观”。

这样的一种历史观,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学的学术观,它更是中国人创造历史的基本标准和动力。由于有“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中国历史便呈现出了与其他民族史有所不同的特色。

现在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其实真正与“炎黄”有血缘关系的并不多。黄帝部落当初也就是数万人的规模,现在我们却有13亿人,即使在古代也一般保持着几千万到两亿左右的人口——难道是中国人特别能生?当然不是的。是民族大融合。

我们现在的主体叫做“汉族”,古称“汉人”,这个说法出自汉朝。汉武帝的时候,在汉朝的版图之内,有多少人是“华夏人”呢?也就是周武王分封诸侯时的周人的后裔呢?不足十分之一。

东海有东夷,后来并入了齐国。商人也是东夷的西迁,后来成了郑国人和宋国人。

东北有东胡,是个大族,后来大部分西迁了。留下来的,叫做鲜卑,其南部的乌桓,三国时被曹操收编了。鲜卑主体数百万人,后来是在北朝南下汉化的。留在东北的余部号为契丹。契丹的北边是女真,契丹和女真在元朝都视同汉人,没什么大区别了。女真最后的一批人,就是满族,现在也已经实质汉化。再东的高句丽人、渤海人,至唐朝也已大部融入华夏,只余朝鲜半岛。

正北部,是匈奴,又分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自愿并入了汉朝。北匈奴被汉朝打败,一部分进入了汉朝,一部分西迁,成了匈牙利人。匈奴的北边是丁零,匈奴走后,丁零南下,是为突厥,又分东西突厥,后来被唐朝打败,一部分进入了唐朝,一部分西迁,一部分为回纥,后改称回鹘,西迁而为今天的维吾尔人。回鹘走后,大漠空虚,留下的各族混而成为蒙兀,即蒙古族,后在清朝成为蒙古八旗,也彻底成为了中国人。

西部有西戎,后来大都并入了秦国。西北有西域各族,稍南为吐蕃,从汉到唐,断续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到明清终于明确成为中国人。

西南有巴人、蜀人、黔人、滇人,在秦汉即已内附。南部有百粤、百濮众部族,自秦至唐,已完全汉化。东南部有瓯人数百万,即现在的温州一带的人,在汉朝全部内附。

中部,有最大的南蛮众部族。楚国国君血统也不是华夏,西周初年诸侯朝觐的时候,楚国国君不得与宴享,只能在厨下与诸人一起。所以后来楚国自称“我非华夏”。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后来居上,不仅地域几半中国,文化也艳冠天下,中原诸国都已经接受楚国是华夏,而共同目秦国是蛮夷之国。虽然秦国王室血统是华夏,但是他们崇尚暴力,弱肉强食,所以是虎狼之国,已非华夏。楚国亡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这是楚国人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也体现在屈原投江中。楚国虽然战败亡国,但是屈原坚信楚国才是天堂,秦国只是野蛮。屈原的想法代表了全体楚国人的想法,所以大家才敬佩他、纪念他。这不仅仅是所谓的爱国精神,而是一种文化的自信和坚守。后来的刘邦、项羽,都是楚国人,他们的国号都是楚,汉朝本来应该叫楚朝的。楚国连同其国内的绝大多数南蛮至此也融入了华夏。

吴人也不是华夏人,只有吴太祖是。吴太祖逃位到吴地后,以华夏文化教化当地居民,被奉为首领。越人断发纹身,更不是华夏人。吴越到战国时期,就已经融入华夏了。

在华夏的本土腹地,也不是只有华夏人。从黄帝时期到春秋时期,中国的版图都是渔网状的,中间有很多其他民族聚居、杂居和散居。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等地,最常见的是羌人,如白马羌、楼烦羌等,到战国时期才融入华夏。

所以说,汉族的人口,九成以上不是华夏后裔。汉族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群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的人。中国人更是如此。历史上,中国人有不同的称呼,而从不以血缘、肤色、语言、地理、习俗为依据,从来都是以信仰为依据。最早信仰“以人为本”的道统的人们,称为“夏”,即“大”、“雅”之意,“华”即“花”,是形容我们的文化之美仑美奂。至周朝,称为“周人”。至秦朝,称为“秦人”(见朝鲜《三国史记》所记载中国人飘洋过海去朝鲜被称为“秦人”)。至汉朝,称为“汉人”。至唐朝,称为“唐人”。今天,称为 “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虽然有很多民族,但是这些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这个信仰在世界上是独特的,这是最首要的。

这些融入华夏的民族和人群,绝大多数都是自愿的而非强迫。很难想象靠强迫可以让那么多人融进来,持续不断地融进来,持续三千年而没有分裂和叛离。史实如此,无可辩驳。中国人是一直往里聚集的,而几乎没有向外分裂过。这不是说国土的得与失,说的是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人群是否又重新变成了蛮夷。这种情况作为个别现象肯定是有的,作为大规模的集体分裂却没有过。即使漂流海外,中国人也是聚居在一起,教化当地蛮夷。他们永远是中国人。在历史上,中国人真正分裂出去的只有一次,就是1920年代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的独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军事原因,但是民族自信的首次丧失,华夏精神的光芒黯然,恐怕是根本原因吧。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一群人不愿意做中国人。

不,其实还有第二次,就是现在。有那么多人要出国,要拿绿卡。他们见面的时候,谈论的是如何融入当地人,并且以变成了当地人为荣。我想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不了解自己民族的伟大文化。

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人要做中国人?他们中有的甚至放弃了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信仰?因为,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人性的精神,是让人做人,不是做动物。那些融进来的人们,他们有的比中国人富裕,有的比中国人强悍,有的甚至打败了中国人,成了中国人的主人,可还是自愿放弃了他们的文化,愿意做中国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现在流行隐瞒年龄。尤其是女性,说不要问她年龄,问了不礼貌。要真问她,她也必躲躲闪闪、假作羞涩。不仅女人,男人也一样。见面都要夸人年轻,不可往大了说。明明这人看着四十多岁,非得说“你不到三十吧?”这才显得尊重,对方也必心花怒放。好奇怪的风俗!好荒唐的文化!我们忘了我们中国人一向是尊老爱幼的,老人才是得到全社会最多尊重的人群。我们中国人一向自称“老子”,骂人才是“孙子”!尊称人一定是“大哥”、“大姐”,不会是“小老弟”。为什么?

因为见人往年轻了说,这是西方的传统,怕老,因为在西方弱肉强食的文化精神中,年老意味着被抛弃。在中国,恰恰相反,越老越有资格,越老越有福。所以以前的人不害怕被问年龄,愿意说自己老,连名号都是这样,愿意自称老翁、老夫。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还是外国?每当有人对我说“你好年轻啊”的时候,我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好像我老了就完蛋了。现在这都快成全民族的焦虑了,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宁愿被人说老,那样我才感到温暖。

有人羡慕在外国老人不愿意被让座,因为他不想输给年轻人。有人看见日本孩子在冰天雪地里锻炼,说中国的父母太溺爱。有人说中国人不孝,父母年老退休了,还让他们帮带孩子。有人说中国人不讲法治,就讲人情,靠熟人办事。有人说中国人亲戚朋友一大堆真烦。——我真想对那人说:你太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这才是中国人之间的人的感情,是中国人的幸福。有人说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随地吐痰,还有加塞插队,是,这当然是毛病,一定要改,可是您明白吗,在这些毛病的背后,是中国人的安全感。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人群!因为我们有七大姑八大姨,有两肋插刀的朋友,有同生共荣的同胞!中国人生活在宗族中,是大家族制,而大家族是要保护每位成员的安全和利益的。在批判大家族的时候是不是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我最近重新看了巴金的《家》,以往说是对封建大家族的批判,我看不是那么简单吧。中国的大家族制,曾经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西方人讲究契约,讲究法律,讲究豪猪取暖式的距离,讲究AA制的公平,其实在这背后是独立的个体,或者说是孤独,是缺乏安全感的灵魂。

就是这样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人性、尊重每个人的中国文化精神,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高雅而智慧的中国人,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但是,中国文化精神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中华大地上光辉灿烂的。有道显的时候,有道隐的时候。当大道既隐,外夷入侵,或乱臣贼子祸国殃民的时候,可以看到中国人忍辱负重,是如何团结起来一步一步走出绝境的。在那样的时代,总有那样一些中国的脊梁,作为民族的中流砥柱,舍生取义,力挽狂澜。那些人就是儒士。朱老师曾经想写一部儒士殉道史,但后来没写下去,他说,因为太惨烈了,他下不了笔。儒士就是这样带领着中国人,走过风风雨雨,期间与各种恶势力、俗实力、愚昧和野蛮做着不懈的斗争。有时他们暂时控制了大局,有时他们被压抑、被屠杀,但这条线从未断绝,也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线,中国文明才能傲然立于世界。“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浮浮沉沉,才是中国正史。

这样的中国正史,在钱穆先生那里表述得最清楚。我觉得《国史大纲》应该是所有大学生的必修课。现在学生们看到的中国历史,充斥着腐朽、落后、愚昧、阴谋、自私和肮脏,所以五千年来第一次,孩子们不愿意做中国人。迈不过历史这道坎儿,中国是不可能复兴的。

台湾民谣名家叶佳修先生有一首歌,我一直记得:

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

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

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

提醒你提醒我

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

再大的风雨我们都见过

再苦的逆境我们同熬过

就是民族的气节就是泱泱的气节

从来没变过

手牵手什么也别说哪怕沉默都是歌

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 中国

以前四海之内的人都想做中国人,是因为中国是黄金天堂吗?不是,在这块土地上,也有贫穷,也有战乱,也有瘟疫,也有灾荒,但是,在这块土地上人可以活得更像人,所以大家愿意过来生活,一起为这样的理想辛勤劳作。这样的理想和精神,就是“泱泱的气节”,才是中国人最宝贵的财富。

下面来说说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方面。

先说人口。中国自汉朝以后,在正常情况下,都保持着五千万到两亿之间的人口。这个数量大致一直是古代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样子。但是中国的国土现在仅为世界陆地面积的十五分之一,在古代则常更低。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中国拥有古代世界最肥沃的一块平原。我常鼓励学生看看世界地形图,就可以发现那一小块低洼的绿色——从京津到江浙,是多么的珍贵!因为那是古代文明世界中温带地区最大最平最肥沃的一片平原。这是“我们的田野”,是中国文明的土壤,可惜现在有很多已经变成了水泥,剩下的浸泡在农药和化肥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康复。中国也有大片的山区、高原和沙漠。我们既要看到这片平原是古代中国优越的天然条件,也要意识到中国的富饶不仅仅靠一小片平原,更重要的是靠中国文化精神所孕育出的中华文明。

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三十多岁。这个数字听起来非常可怕。其实这样的统计数字很大程度是基于墓葬,而古代新生儿的成活率很低。大致说来,古代人类新生儿能够长到十五岁成人的常不足一半(想想古代没有避孕措施,也很少流产,而每对夫妇平均将生育十胎左右,但人口数字并没有很大的波动)。但长到成人,如果没有战争、瘟疫和灾荒,活到老年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古代人的出生就是一场赌博,难产的情况也很难处理,所以现在我们还把生日叫做母难日。新生儿缺乏母乳、感染疾病和发生意外的情况也很多。现代西方医学主要是解决了出生、幼儿疾病和传染病等几个问题,所以人类的人均寿命就翻倍了。当然其他问题的解决也更加延长了人均寿命。有人统计过历代中国成人的人均寿命,大致在六十五岁到七十岁之间波动。汉朝更高达八十岁。这些数据也许越早期的越不完整,但是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基本靠谱的,中国古人成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在近七十岁。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三岁。所以说,现代西方医学在生育和治疗疾病方面的确功勋卓著,但在养生和长寿方面还没有很好的功效。

古代中国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在世界上属于比较长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因瘟疫而人口锐减的情况,在欧洲则多次发生过。古代的中医比古代的西医更有效一些,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养活了这么多人。

养活这么多人,一靠医学,二靠粮食,三靠和平。再说粮食。

中国人在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我们是农业文明,很早就是田野耕作的民族。中国的粮食产量,一般都在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样子,有时甚至更多。中国古代的粮食亩产量一直在缓慢增长,耕地也一直在曲折增长,人口也一直在曲折增长,几相抵消,中国古代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在1000斤到1800斤之间波动,而温饱水平是700斤。只有在战乱年代,中国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才降到温饱水平。现在我们的水平是800斤,据说还每年浪费1/10以上。现在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靠进口粮食养活自己的时代。

1930年代,国际联盟曾经派农业科学家考察团来到中国,他们最后提交的考察报告题目是《中国土地利用七千年》,他们的结论是:当代世界农业必须按照中国传统农业的模式进行,才能健康发展。可惜因战争的原因,这份报告被搁置了。今天的西方农业科技的确发达,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理念、方法以及对中国土地的适应性,是否仍具有重大的价值?今天我们不知听了谁的理论,走上了高生产高消费的道路,盲目搞城市化,封死和毒死我们的田野,剜肉补疮,慢性自杀。盲目地跟西方的风,难道至死不悟?有人说,中国需要新的启蒙运动,我说真是需要,但这次不是西方文化的启蒙,是每个中国人该认真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真相了。

古代中国的生活水平如何?看看各国的饮食就知道。韩国的名菜,是大酱汤、泡菜。日本的名菜,是生鱼片、寿司。法国的黑面包、德国的土豆、意大利的比萨、印度的手抓饭……今天在大饭店端出来当然都是金碧辉煌,但您想一想,在这些食品的背后,反映了他们古人的饮食水平到底是怎样的?

中国的饮食冠绝天下,这点不用讨论。为什么冠绝天下倒是值得一说。有人说是中国人太好吃了,也可能吧,但是好吃要有好吃的资本。看看中国南方的普通百姓的食品:江苏的水煎包、福建的肉燕儿、广东的早茶、云南的过桥米线、贵州的肠旺粉、四川的火锅,质量怎样?讲究程度怎样?贵族的饮食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南方食品的精细程度比北方高?因为古代南方生活水平高一些,华夏后裔和贵族后裔也多一些。儒家讲究饮食,《论语》说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们都记得《红楼梦》里王熙凤那道茄子的做法,实际上比那复杂精细的饮食还有的是。总之,中国发达的饮食文化基于高超的农业水平。

中国不仅饮食发达。古代中国的服装也冠绝天下,因为中国很早就有丝绸,又最早大面积推广棉花种植。古代日本贵族听说要跟中国开仗,第一反应就是:夏天难过了!因为没有中国丝绸了!还有瓷器。想象没有瓷器的古代欧洲……中国人穿布鞋的时候,欧洲人穿木鞋。中国的茶叶、木器、竹器、铁器,也冠绝天下。中国的建筑,冬暖夏凉,没有钉子。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描述,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中国遍地是黄金!意思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太高了!我在欧洲看到皇宫里表达最美妙和最高雅的生活的绘画和雕塑,除了天神,就是中国人的形象。那就是古代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尽管有些顶戴花翎,但那是神仙的意思,可不是腐朽的象征。

鲁迅说,吹牛老祖宗有钱没用,现在毕竟是穷光蛋。不,有用的,老祖宗之所以有钱,是因为有精神,那精神才是传家之宝。找回那精神,就能找回那财富。

再说说古代中国的政治。现在一说到中国古代的政治,往往就是这么几句话:封建专制!皇帝集权!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全是西方概念。果真如此吗?所以要读原典,不能人云亦云。

家天下这事,是自夏启始。不是禹传启,而是启传给他的儿子。此后夏主不再有有德之称。商汤称有德,但此后诸王也不再有有德之称(商人当然不是这样说,这里说的是后世儒家)。周文、武王称有德,此后诸王也不再称。家天下这事,儒家是有看法的,所以一直盛称尧舜禹。但历史大势如此,而且是先于儒家而存在,已很难扭转。中国的政治,自夏启始,称为天子集权,是可以的,但只能到汉武帝而止。汉武帝是一个转折点。现在讲历史,讲文化史,讲专门史,都爱用朝代分期,这恐怕有偏差。看汉武帝之前的秦汉情况,和战国没有什么区别嘛。汉武帝是一个分界线,原因在于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事情也不是偶然的,是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必然选择了儒家,这是早晚的事情。

汉武帝本人强大,所以他不怕尊儒家,但儒家一旦上台,情形就不同了。此后中国历史,儒家主政的时间是最长的。期间,外夷政权和乱世,儒家的力量一般就要弱一些,但是也不是很弱,有时还很强。稳定的朝代而儒家又不主政的,只有元、清两朝。

什么叫主政?就是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现在的课本上都说,是皇帝掌权,大臣们都是奴才。那是清朝。清朝以前,历朝宰相或内阁,都对圣旨有驳回权,或不执行权。圣旨一般也是宰相集团草拟的,由皇帝走个形式盖章,再回到宰相集团这里。在各种小说、影视剧、课本里,好像圣旨都是皇帝下的啊,而且他想下什么圣旨就下什么圣旨。实际上呢?皇帝连自己的行动都不自由,不用说娶妻生子了,就连吃饭穿衣都做不得主。皇帝的一生,往往就是跟宰相集团角力斗心的一生。几乎任何圣旨如果不能得到宰相集团的同意,都是不可能拟得出来、发得出去、执行得了的。当然,任何圣旨,如果没有皇帝的同意,也是发不出来的。所以明朝万历那几个皇帝都几十年不上朝,为什么?跟大臣们斗气。但圣旨照旧发。古代的王朝这么看是两权分立。实际上两权不均衡,一般情况下,重心都在宰相集团这边。皇帝要和后妃外戚宦官团结起来,跟宰相集团斗。斗争往往很惨烈。

儒家讲忠君,但这个忠君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政统要符合道统。所以真正的儒士在皇帝面前是昂首挺胸的。儒家也很重视对皇帝的教育,因为皇帝教育好了,就省了很多麻烦。做帝师是很多儒士的梦想。而宋朝那几位帝师,经常要求皇帝要站着听,他们要坐着讲。不是因为他们年纪大,而是因为他们的道统高于皇帝的政统。儒家也支持嫡长子继承制。按说儒家既崇德,就该支持以德传位。嫡长子也可能是傻瓜啊。可儒家一直支持嫡长子继承制。为什么呢?原因很直接:嫡长子最稳定。嫡长子是不变的(除非死了),其他的(德也好,才也好,母贵也好)永远是可变的。儒家其实是需要皇家的稳定。皇家稳定了,儒家才好执政。执政是儒家的事,其实不是皇家的事。皇家就是个坐天下的。

那为什么儒家支持家天下呢?为什么不直接反对帝制呢?因为在那个时代,人民需要一个政权的象征,那时候的人性还比较弱小,失去了这个象征,反而会被物性埋没,造成人心大乱,社会大乱。但是,儒家并不是真的支持家天下,孟子不是说的很清楚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要求君王要为天子父母,父母,是最操心儿女,默默付出而无怨无悔的。这个比喻道出了儒家的真心。儒家也把官员比喻为父母,是一方百姓的父母。所以儒家总把尧舜禹文武王拿出来作为皇帝的典范,就是规范皇帝,要求他全身心为天下服务。如果他做不到,儒士就有很多办法对付他,从死谏、兵谏到恶谥。如果还不行,就诛一夫民贼了。你说,这是封建皇帝专制吗?为什么世界上包括汉文化圈很多国家到今天也没有废除君主,而中国从戊戌变法尊崇皇帝,到推翻五千年帝制,只用了十五年时间?因为中国的儒士们,他们心中本来就不是把皇帝摆在第一位的,而是把道统摆在第一位的。不然如何解释大家这么快就坦然接受?这一点是不是跟同样号称汉文化的日本不同?日本文化强调无限忠诚天皇,中国儒士只无限忠诚于道统。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现在都说是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但请君仔细看一看呀,哪里有西方民主的影子?我是一点也没看出来啊,全是孔孟之道啊。举最著名的两段,一段原君,一段原臣,为什么叫“原”?就是原本如此,复其孔孟当初提倡之本来面目: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有人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 曰:否!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夫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资于事父也;杀其身者,无私之极则也。而犹不足以当之,则臣道如何而后可?日: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这两段与孔子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孝经》谏诤之说、孟子所谓君轻之论与独夫之说,不是一脉贯通的吗?我没有看到超越孔孟的地方,也没有看到西方民主的影子。

西方所谓民主,其前提是世界有统一的规律,人都是一样的。儒家认为世界不统一,人都不一样。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儒家的主张里,和实际情况中,基本上是贤人代表制,而不是普选制,当然更不是集权制。中国的政权,一般掌握在宰相集团手中。宰相集团是全国人民的代表。它的产生,唐以前是靠举荐制,就是直接由大家族推荐的。唐以后,有科举制,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举荐制(但不是全部),这是中国打破贵族门第(以人为本,就不是以贵族为本)的努力的巨大成果,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向下层老百姓的普及程度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家族的代表也是层层推举的,最低到乡里,推举的标准至少标榜是品德。科举制考知识和智力,但有面试仍重品德。实际上大多数科举上来的官吏,仍然出身大族。大族不是压迫居民的,那样的大族长不了,大族的族训都是忠厚传家。大族是一方人民的依托。另外,官吏最低到镇长,下面就是居民自治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层层选拔(推荐或者考试)贤人,最后到宰相集团的。西方民主政治要面临真理经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尴尬,中国的贤人政治要警惕奸雄称霸的危险。都是有利有弊,看适应什么了。现在中国没有了皇帝,只有执政集团,相当于原来的宰相集团及其下层。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的政府说,不走西方的普选道路,这也符合目前的国情,也是中国的传统。只是现在最初一级的人民代表,很多是老百姓不了解的,古代可不是这样的。这不能算是彻底的贤人政治。贤人政治是层层推举,每一层的推举都是在了解的基础上考虑德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从认识传统文化的真相入手。

中国通史之类的书经常说,朱元璋废除了千年宰相制,实行了前所未有的皇帝集权制。事实是,宰相的名称一直在变,皇帝总是用新的身边的办公机构去化解宰相权力,于是形成新的宰相。但新的宰相机构一旦形成,很快就又成为儒家道场,于是新一轮名不副实又开始了。明朝的宰相是大学士,而且明朝是宰相权力最大的朝代之一。真正废除宰相的,不是明太祖朱元璋,而是清太宗皇太极。

皇太极仿照明朝设立了内阁,但明朝内阁是执政的,他的内阁是秘书处。内阁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清兵入关后,内阁也像明朝内阁那样投票表决事务,但一来内阁多满人,二来事务首先在皇帝那里筛选了一次,无关痛痒的才被送到内阁来,换句话说,内阁更像是拍照用的。初入关时,汉族内阁成员冯铨、洪承畴曾上折痛陈其弊,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又一次在尝试组建宰相集团,可惜这次满人完全不理那一套,内阁到清亡也还是一个秘书处。雍正皇帝后来设立了军机处,权力比内阁还大,但军机处也没有圣旨的驳回权、留中权。满族大臣见了皇帝都自称奴才。汉人大臣才自称臣。这在满人看来,是连奴才都不配做的意思。中国的政治,到了清朝,才走上了皇帝集权的道路。

我们在史书中看到,明朝的皇帝昏庸腐败,清朝的皇帝个个英明睿智。在这些记载的背后,是中国史书传统的堕落。众所周知,中国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史官往往是世家,而史官如何记载历史,是皇帝也不能左右的。儒家起源与史官关系密切,史书的理念也始终是儒家思想。历史上有修史不够认真的(所以有新唐书、新五代史),但没有故意歪曲历史的。清朝是个例外。如前所述,清朝销毁了中国古代的大批书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美化本朝,丑化前朝。为此不惜大改史实,以致明清是离我们最近的时代,其历史却是最迷糊的状态。举个例说,袁崇焕守宁远,对明史意义重大,但袁崇焕的传记有多处关键点笼罩疑团,而说起来应该比他更重要的另一个人物袁可立却在史书中踪迹皆无,要不是后来发现了董其昌的一篇文章,袁可立就在历史上消失了,而那段历史到现在也拼凑不完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袁可立曾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引起家族大乱,并大败努尔哈赤,这对于满清皇室是很丢脸的事吧,所以历史就被修改了。这还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说说军事吧。现在经常听人说,中国人好傻啊(也有说爱好和平的),自己发明了火药,却只用来做爆竹,西方人拿了去就做火枪火炮,一下子打败了中国人。事实是,中国人首先用火枪火炮。宋朝就有了“火枪” 这个词,莫高窟上有画为证。岳飞们用的梨花枪就是枪头绑着火筒。又有“突火筒”,竹制的,装散弹。元末朱元璋们大战的时候,火铳已经是主要武器之一,而且是铜制的。明朝军队按人数十分之一装备火铳,跟今天的手枪类似。永乐年间更建立了专门的火枪火炮部队——神机营。明朝自制火炮,也仿制西方火炮,比原制更厉害,装弹更快。朝鲜壬辰战争,中国军队协助朝鲜军队抗日,上阵就是用火枪火炮,日军一败涂地。戚继光发明了立跪卧三排轮流射击的火枪战法,比西方还早。袁崇焕守宁远也是用大炮。郑成功军中有万斤大炮,射程两公里。当时中国火器,至少不比西方落后。航海造船也至少不比西方落后。

那时候欧洲出现了近代科学。徐光启听说了,就向利玛窦学习,很快掌握,就共同翻译《几何学》。但这还不够,他意识到了事情的重大,就收拾行囊准备去考察。徐光启什么人?当时中国最大的学问家之一,又是朝廷宰相,又是儒学大师,以其才其德其威望,如果当真成行,我相信中国后面的历史都会改变。可惜他年老生病,终于未能成行。此后就是李自成造反和清兵入关了。清朝一入主中原,立刻闭关锁国,几乎所有的科技都停滞或者倒退,粮食产量最好的时候还赶不上明末,以至于两百年后,西人端着火枪火炮来打时,清兵还是当初攻打宁远的样子:挥着马刀成排地倒在火炮下。

中国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鲁迅说的都是“吃人”?如果我们认清了清朝,可能一切就明白了。清朝把一个正大光明、活泼开放的文化,变成了一个卑微琐碎、封闭保守的文化。“五四”反传统,也自有道理。

还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全是战乱与灾荒。统计世界战争,三分之一在中国,差不多有5000场。平均起来一年两场啊。要知道,中国历史是世界上记载最详细的历史。欧洲古代史在中国历史面前只能叫资料匮乏。所以中国的战争基本上都被记录下来了,欧洲的就大部分消失了。还有一件事。中国地方很大。蒙古的一场战争对江南影响有多大?但如果这是意大利或者西欧就不同了。地方太小了。中国古代的战争至少并不比别处多多少,而这些战争大多数还是蛮夷入侵。至于灾荒,实际上没有证据说明中国的灾荒更多。而中国古代政府在正常情况下为灾荒所做的准备是足够应付的。无论是粮食还是钱财,还是容纳流民的土地,还是赈灾的政策,都是比较完备的。只是有时执行不力,有时奸人当道。中国古代应对灾荒的成功案例远多于失败的案例。如果真的战乱灾荒不断,哪里还有什么文明的积累?哪里还有文化的传承?哪里还有那么多人愿意住在这里?对于大多数中国的乡村来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和平而宁静的。这才是真相。

当然,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看到了那么多的惨绝人寰,更不用说更多的扼腕叹息了。但是要想一想,为什么大家还是愿意做中国人?为什么这里还是聚集着这么多人?为什么这里富庶繁荣?为什么这里的文明一直延续?是什么力量在与野蛮、自私、弱肉强食做抗争?那个力量才叫文化。要是中国没有这个文化,那会是什么样?

中国的历史,像其他各地各民族的历史一样,都是文化和野蛮的斗争史。中国的野蛮,不仅来自蛮夷,来自华夏民族自身的蒙昧,有时也来自文化自身。文化的不彻底性也会造成野蛮。很多的恶都打着善的名义。像二十四孝中的一些故事,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的说法,都是不彻底的儒家文化,那就有野蛮的成分。

今天我们做传统文化教育,要传承的,是彻底的、真正的、优秀的文化精神,而不是古代的全部。

文化的传承,就靠教育,中国的教育也是天下第一。


( 待续未完)
 
(责任编辑:田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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