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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家事——牟宗三家人访谈录

时间:2014-03-01 21:46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点击:
源地址: http://www.moophilo.net/viewthread.php?tid=269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24 牟宗三家事牟宗三家人访谈录 本帖最后由 Honey 于 2010-4-3014:26 编辑 0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 山东卷 ) 语文试题中有一

源地址:http://www.moophilo.net/viewthread.php?tid=269&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24

牟宗三家事——牟宗三家人访谈录

本帖最后由 Honey 于 2010-4-30 14:26 编辑

 

 

 

 

 

0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山东卷)语文试题中有一个阅读题,题目是《我所认识的梁漱溟》,作者为牟宗三。他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1995年牟宗三在台湾去世,享年86岁。如今在山东省栖霞市蛇窝泊镇牟家疃村,他的原配夫人、已是100多岁王秀英仍然健在,并与她的儿孙们幸福地生活着。

 

 

 

一、访牟宗三原配夫人

  在牟先生家人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牟家疃村中央的三间平房,推开虚掩着的门,穿过狭窄的灶间,进入一个小小的客厅,东侧的墙上悬挂着牟先生的大幅遗像,两边一幅对联:日月两轮天地眼,读书万卷圣贤心。推开东间的房门,土炕上安祥地端坐着一位慈祥的老人,头裹着一顶旧时的黑色“老婆婆帽”,上身穿一件紫色暗花棉衣。看到有客人来,老太太那布满绉纹的脸上堆满微笑,用手轻拍炕边,乐呵呵地说:上炕坐!上炕坐!

 

  这位就是牟先生的原配夫人王秀英。老人的卧室整洁干净,屋子里仅有的一件老式板柜摆放着老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坐在炕上与老人交谈,我们发现老人的思路特别清晰。只是由于岁数大了,眼有点花,耳朵有点背,交谈时要靠到耳边才能听清,看人、看东西也要靠得很近。看到老人身体这么健康,我们向她祝贺,老人风趣地说:活这么大岁数作什么?也死不了,净让小人们受累!说这话时,老人裂着嘴笑了。据老人的二子牟伯琏介绍,王秀英生于190671日,原籍莱阳市西河头乡南王家庄村, 1929年与宗三先生结婚,育两子,牟伯琏还有一个哥哥叫牟伯璇。1937年牟先生离开家后,再也没有回到栖霞。

 

  王秀英老人不识字,从小也没有上过一天学,一生几乎没有走出过她生活的村庄,可是老人一生豁达,性格开朗,吃穿从不挑剔。这也许是她一生长寿的一个重要秘诀。现在老人生活基本能够自理,天暖和的时候,老人还能够自己柱着拐杖到门口晒晒太阳。老人吃穿不愁,由两个儿子轮流照顾老人的生活,每年当地政府还为老人发放2000多元的生活补贴。老人对饮食从不挑剔,家里人吃什么,她就吃什么,有时儿孙们要单独给她做点好吃的,老人怎么也不肯。老人一生很少生病,就是感冒也很少,有点小病抗一下就过去了,很少吃药,从没住过院。

 

  我们很想知道王秀英老人与牟先生过去的一些事情。面对着我们的请求,老人毫不保留地向我们打开了话匣子。

 

  王秀英老人与牟先生的这段姻缘是因为织花边而引起的。上世纪初,烟台开埠,英国人把花边产业引入这里,组织花边生产的花边庄子遍布胶东,织花边也成了乡村姑娘们的一个主要生计。王秀英有一个姨姨是栖霞朱留村的,十几岁的时候,母亲便把她送到姨姨家学习织花边。当时王秀英不但长得出众,而且聪明伶俐,讨人喜爱。而牟先生的姑姑也是朱留的,一眼就看好了,便为他的侄儿说媒。当时的牟家也是当地过得比较殷实的人家,家里开着点心铺、纩坊等,商号为“元成公”。于是两家一拍即合。而此时的牟先生还是一名正在读书的学生,就遵从了父母之命,把亲事定了下来。

 

  王秀英家里并不宽裕,兄弟姊妹很多,全靠父亲一人种地维持生计。这时,懂事的王秀英便主动为父亲挑起了家里的大梁,靠织花边补贴一下家用。王秀英能够吃苦,白天织,晚上织,有时要织到后半夜,人家一天织一“机”,她能织两“机”,一天下来能织一个“码”(老人说:一码是28个花)多,一年下来,能抓30多块钱。说到这里,老人笑了,说:比雇一个“抗活”的强多了。

 

  说起结婚的时候,老人那写满沧桑的脸再次笑开了花儿,说:坐着轿,蒙着红盖头,晚上还有闹床的,不给点东西人家不走。结婚的嫁妆全是我靠织花边挣出来的,套半嫁妆(一个柜,一个箱),四铺四盖。洞房是他自己写的字、画的画。当我们问起她第一次看到牟先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老人像是有意岔开我们的问话,答非所问地说:闺女不给学生给谁?闺女就得给学生。我们理解了她的意思,就是说这门亲事是门当户对。接下来又自言自语:“好主呀(栖霞方言,意思是好人家),不好,娘家也不给。能给牟家当媳妇是我的福呀!”

 

  据我们了解,王老太太与牟先生结婚后,牟先生在北大读书,由于路途遥远,牟先生很少回家,是王秀英老人独自一人承担起了照顾老人、教养幼子的责任。也许正是老人家这种豁达和博爱造就了这样一位百岁寿星。

 

 

二、四十七年寻亲路——牟宗三先生次子讲述寻父故事

    这是一栋普通的旧瓦房,街门两旁碧绿的菜畦油油地泛着青光,点缀在绿叶丛中几朵稀疏的黄菊花飘散出阵阵幽香。一位身材瘦削的老人正蹲在地里除去菜畦里的杂草。听有人来,老人立起身来,抬头看着客人,脸上露出憨憨的微笑,密密的皱纹爬满了黑红的脸庞。

 

    77日,在栖霞市窝泊镇牟家疃村的这所老屋里,我们见到了这位70多岁的老人,他就是哲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的次子牟伯琏。在这位只读了不到五年书的老人身上,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宗三先生当年的影子。在老人的热情招呼下,我们进得屋来。西屋的墙上悬挂着牟宗三先生的大幅照片,屋角简易的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宗三先生的著作全集。在这简朴的老屋里,牟伯琏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寻找父亲的曲折经历和感人故事。

 

    1937年,我奶奶去世,父亲回家奔丧。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哥哥四岁,我刚刚三个多月。父亲留给我们兄弟的记忆是一片空白。从小看到别人一声声地喊爹爹,我们兄弟俩羡慕死了。我在心里就想,有个爹爹多幸福呀。可是我们的爹爹在哪里?于是就缠着母亲问父亲的情况,可是母亲从不愿说起父亲的事情。直到见到父亲那一天,关于他的一些事情我们都是从街坊邻居那里听说的。能够找到父亲成了我们兄弟俩的一个梦想。这个梦一做就是接近半个世纪。

 

   父亲走后,开始还与我伯伯通信,因为那时候伯伯当家,有时父亲还往家里寄一些钱补贴家用。可是由于战乱,不久便与父亲中断了联系。

 

    第一次听到父亲消息是1960年。这一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父亲的学生武元亮,到胶东考察,途经栖霞,托人给我们捎来一封信。信中没有说明父亲在哪里,但是嘱咐说有事到北京找他。这年的年底,哥哥照着信上留下的地址到了北京。这位吴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哥哥,还带着他参观了父亲当初读书的北大校园,并透露说:父亲现在香港,至于做什么工作,联系方式,他也不太清楚,但是他说尽量想办法帮我们联系。

 

    哥哥在北京过了元旦,带回了父亲的消息,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不久,我们接到了武先生的一封信,说是与父亲联系上了,他在香港很好。我们兄弟俩高兴得了不得,说与母亲听时,他老人家激动得掉泪了。从小没有看到父亲的模样,于是我们给武先生回信,让他想法向父亲要一张照片。后来,我们又收到武先生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封信。那是父亲让唐君毅转给武元亮先生的。信很短,只有四行半,我们激动地看了好几天。我们与武先生通了三年信,1963年他不幸去世。这一条唯一的线索断了。

 

    可是我寻找父亲的信心却没有变,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父亲。我想:父亲是一个文人,说不定能在报纸上找到他的一点讯息。那时,我在村里的粉坊做事,离学校和大队部很近,于是一有时间我便往这些地方跑,目的就是去看报纸。久而久之,村里的人都知道我爱看报纸。其实我完小没毕业,爱看什么报纸,我就是想找父亲呀。1974年秋天,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参考消息》转载了香港一家报社的一篇文章《回大陆访问有感》,署名是牟润迅、唐君毅。当时武元亮先生曾提到过牟先生在海外有一个好友就叫唐君毅,我一直记在心里。于是我眼前一亮,这个“牟润迅”会不会就是父亲?我连夜给这家报社写信,主要是问一下作者是不是我父亲,再一个意思就是能不能帮我查找一下父亲。

 

    信写好了,我心里却顾虑了,当时那个形势,“香港”这个字眼太敏感了。我怕招来麻烦。信在我手里放了整整28天,跑了三次公社的邮局,还是未敢往外寄。我一直不死心,最终还是走进邮局,工作人员听说我要往香港寄信,便汇报了局长,局长请示了上级,才同意我寄。后来我才知道,大陆与香港通邮才刚刚解禁一个月,早一点的话,不但寄不出去,可能还会生出其它事来。 

 

   信发出去以后,我便在心里等呀等,我不敢想象等来的会是什么? 15天后,一封盖着香港地区邮戳的信摆在了我们全家人的面前。我那个激动劲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信封是父亲清秀的笔迹,收信人是我和哥哥的小名,名字后面是“先生”两个字。信里介绍了父亲现在的情况,并问了家里的一些情况。通过通信我们得知,父亲只所以没能与家里联系,他是怕因为他在海外而为我们家带来“海外关系”。

 

    有了父亲的消息,我便和哥哥一起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到香港探亲。当时县里派人到香港调查了我父亲,没有批准我们去探亲。我还是不死心,后来先后写了三次申请,还没有批准。于是我便给当时的烟台、山东省和中央统战部写信,后来引起了中央统战部部长廖承志的关注,事情才得到解决。

 

   1984年冬,我带着侄儿洪成坐车去了香港。与父亲见面时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深。我们从九龙车站一下车,父亲和我香港的弟弟元一便已在那里等候,我们没有看到父亲,他老人家已看到了我们。父亲走上前去,说:你是伯琏吧?看着眼前的这位慈祥的老人,我知道这就是我寻找了47年的父亲,我激动得连一声父亲也没叫,就这样傻傻地站着。父亲说:“把帽子摘下来吧!”这时我才想起,我还顶着一顶棉帽子。这里没家乡那么冷,帽子是不用戴了。

 

    在香港,父亲让弟弟元一带着我们看了香港的一些著名的地方。后来没有什么事,我便在家里陪父亲说说话,父亲逐个问了家里的情况。在说到母亲的时候,父亲显得非常歉疚,他含泪说:“你母亲替我行孝了,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父亲最关心的还是孩子们的事,他反复叮咛我,说:“一定要让孩子们读书,没有知识是不行的!”

 

    我和侄儿在香港住了三个月。父亲特别忙,每天除了讲学就是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在老家,这时候正在战山河、修梯田,整天这样闲着,总感到不自在。于是我向父亲提出回去。父亲本来是要留我们多呆一些日子,看我们实在是没什么事情了,也就同意了我们回去。

 

    临行前,父亲拿出一个戒子,说:这是我获奖时得到的奖品,送给给你母亲做个纪念!这是父亲送给母亲的唯一礼品。母亲戴上以后就从来没有摘下过,别人动一动都不行。父亲为我们送行的时候,我请父亲方便的时候回老家看看。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可是也许是父亲太忙了,也许是父亲想得更多一些,直到去世他也没能回到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我想这也许是父亲一生的遗憾吧。

 

    后来,哥哥也去香港看望了父亲。到了晚年,父亲又把两个孙女接到了身边。直到1995年,父亲去世,我们全家人去台湾为他送行,我只与父亲见了两面。虽然是这样,父亲留在我心里的依然是两个字:伟大!我读书不多,也从来没写过什么文章,可是从香港回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了一首诗:生我多年伤心肠,三十八年读华章,阅读息报我有疑,写信访问到香港……

 

 

三、朴素、亲切、文雅——堂弟讲述七十年前的记忆

    牟宗显是牟宗三先生的堂叔弟,今年85岁。他比牟宗三先生少十多岁。他现在居住的房子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中东间的那间土屋子便是当年牟宗三先生结婚的地方,也是婚后一直居住的地方。宗三先生1937年最后一次回乡的时候,他才仅有14岁,可是当初牟先生的师者风范仍让他记忆犹深。

 

    牟宗三先生作为牟家疃村走出乡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回到乡里,赢得的是一片羡慕的眼光和赞美之辞。可是牟先生却从不孤傲,他总是那样地谦逊、随和、亲切。

 

    牟先生的老家离县城有30公里的山路,交通十分不便。每次回乡,他都是让“赶脚”(受人雇用驱赶骡马送人或驮东西)在村头停下,徒步走着进村。回家后,牟先生总是先到父母屋里看望问候,并逐一看望每一位长辈,向他们讲述外面的事情。然后才回自己家里与妻儿团聚。牟先生对爷爷、奶奶很有感情。1937年,牟先生母亲去世,电话打到北京,牟先生放下手里的工作,日夜兼程往家里奔。第四天,当牟先生赶回家时,母亲的灵柩已到了村西的场园。牟先生非要把母亲再抬回家,他要替老人再守一天灵。在家人的劝说下,牟先生在场园上脱下长袍,换上了布衫,含泪郑重地给母亲磕了三个头。为母亲送行,这是牟先生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在村里人的眼里,牟先生是从北京回来的知识青年,乡亲们总是另眼相看。可是,牟先生没有丝毫文人的架子,看起来是那样地亲切、朴实。回乡以后,他便换下长袍,戴上草帽,扛起锄头与家里人一起上山劳作。闲下来的时候,便在屋里看书、写字。村里的人有什么红白喜事,要写写画画,他都欣然应允。至今,在牟家疃村牟天忠家里还保存着一对农村结婚时用作盛彩礼的盒子,盒子上的字就是当时他四叔结婚时由牟先生写的。虽然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可是村里人至今结婚“过盒子”时,依然用它。休假结束后,牟先生返回时,把带回家的钱全部留下,不带一分盘缠。有时向县城的朋友借一点路费,有时到栖霞城讲几堂课,筹点路费。

 

    乡村出身的牟先生对农民有着特别浓厚的感情。暑期的时候,牟先生回乡,他总是放下学生的架子,走到农民中去搞社会调查,然后把农民组织起来,创办农民协会。每天晚上,他都要跑到十几里以外的村里,召集农民办学习班,手把手教农民识字,向农民介绍外面的一些新鲜事情。有时夜深了,实在赶不回去,他便与乡亲们挤在一铺炕上,或是随意找个什么地方一将就就是一宿。

 

    牟先生在大陆后期,由于动乱,工作生活极不稳定,有时竟能断了口粮。即使这样,他还经常给家里寄一些钱,补贴家用。1947年,时局动荡,先生作者于南京中央大学,让他的乡友林志合(蛇窝泊镇榆子村人)开车到牟家疃村接妻子王秀英和两个孩子到南京。可是当时家乡正在开展土改复查,主持牟家家事的牟先生的二哥牟宗德怕家族40多口子受此牵连,便没有应允。从此,牟先生便与家里断了一切音信。他不敢与家里联系,他怕因为他的关系让家里受牵连。

 

 

四、她是牟家的大功臣——牟伯璇眼中的母亲

    牟伯璇是牟宗三先生的长子,今年75岁,如今也已是儿孙满堂。父亲生前他只见过两次面,在他的记忆里,父亲的印象总是模模糊糊,而母亲那勤劳善良的品质与豁达开朗的性格却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母亲替父亲行孝,把我们兄弟俩养大成人,他是我们家最大的功臣!

 

    从1929年结婚到1937年牟先生最后一次回家,王秀英老人与牟先生聚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足一年,而分离的时间却长达70多年。她一个人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抚养成人,又替牟先生行孝,为先生的父母养老送终。牟先生暮年之时,一直对王秀英老人怀有深深的歉意和敬意,他曾经含泪嘱咐两个儿子说:一定要好好待候你母亲,她是咱们家的功臣!

 

    而对于王秀英老人,她很少提起与牟先生的婚姻之事。我们问起这事时,她也很是幽默,用了一句当地的口头禅:一个人一个命,一个“柏刺”(栖霞当地的一种昆虫)一个瓮。说这话时,她很不自然地笑了。

 

    对于母亲的为人,牟先生的大儿子牟伯璇向我们讲述了老人早年的一些事情:

 

    我母亲来到牟家的时候,牟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老老少少一共40多口在一个锅里吃饭。当时,我奶奶当家,她把四个媳妇(牟先生弟兄三个,还有一个叔弟)分成两组,轮流做饭。母亲和我的哑巴婶子一组。做40人的饭不是简单的事,每天要从早晨天不亮就忙,一直要忙到晚上10点多钟。奶奶对媳妇们要求特别严格,不论怎么忙,误了饭不行。再一个就是不能随便回娘家,每年回去几次有规定,忙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回去的。这一点母亲做得特别好,经常得到老人们的夸赞。

 

    虽然父亲不在家里,可是母亲对爷爷奶奶却像亲生父母一样。奶奶去世不久,爷爷劳作时,不小心磕了一跤,得了半身不遂,从此便瘫痪在炕上,大小便失禁,昼夜要靠人照顾。照顾爷爷的事情由三家轮流负责,我们家里当时我和弟弟都很小,一切全靠母亲一人。平时吃饭倒好说,可是端屎接尿就不方便了。母亲还是坚持下来了,爷爷在病床上躺了五年,母亲就这样照顾了他五年。所以后来父亲与我们说起这事时,落泪了。他觉得他欠母亲得太多。

 

    爷爷去世后,我们在大伯的主持下分了家,考虑到我母亲一个女人家,撑不起这个家,我们一家与二伯一家依然在一起生活。我十多岁的时候,二伯参加解放战争支援前线,我开始和大人一样与二大娘一起在家里领着干活,母亲依然负责做饭和一些后勤工作。这时候,母亲最辛劳。为了补贴家用,她每天都要在油灯下织花边,一直到晚上10多点钟。有时我晚上睡了一觉,起来后依然看到母亲在织花边。那时候蚊子特别多,母亲的胳膊上、身上经常被蚊子咬得红一块、紫一块。在经历了土改、复查,合作化、初级社,家里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是靠着母亲的勤劳的智慧,我们一家人终于艰难地度过了这段困难的日子。

 

 

五、爷爷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牟宗三先生在大陆有20多人个后人。除了两个儿子以外,还有四个孙子,五个孙女,曾孙和曾外孙有10多人。在这些后人中,有三个大学生,有在国家政府机关工作的,有经商的,也有务农的,还有在香港台湾工作和生活的。

 

    牟先生的家乡栖霞市现在已是“全国苹果第一市”,在牟先生出生的牟家疃村边上还建起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果品批发市场――蛇窝泊果品批发市场。牟先生的大孙子牟红成,现在这个果品批发市场上经营着一家苹果商行,主要经销苹果和苹果包装材料。虽然没有像爷爷那样去做大学问,可是爷爷所给予他的鼓励和教诲,让他懂得了怎样做人,怎样去做事,因此,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牟先生在世的时候,红成曾多次到香港去看望爷爷,因此,牟先生对这位长孙疼爱有加。提起爷爷,这位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表现出对爷爷浓浓深情。他说:爷爷写了一辈子书,没有留下金钱,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很郑重地从抽屉里的一个大信封里拿出爷爷生前给他及家人的信,一封封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拜读牟先生的手书,字里行间无不浸润着这位哲学巨人的对家人的谆谆教诲和真情关怀。

 

    牟先生反复教导后人一定要勤俭持家,最反对铺张浪费。孙子红成结婚时,牟先生寄回去一笔钱,大儿子伯璇全用在了办喜事上,牟先生在回信中这样说:办喜事是没有一定的,多则多用,少则少用,不必撑虚面子。我一生在艰难中,但从未被人瞧不起。人贵能立志,乡居只要为人正当,能温饱即已足。

 

  牟先生很重视后人的读书学习。他在看了孙子念侨给他写的信后,反复嘱咐两个儿子要让孩子们读好书。信中这样说到:“读书一要兴趣,一要聪明。兴趣高,能努力,虽聪明稍有不及,也可以赶得上,但太笨了,兴趣又不专一,则不行。此嘱诸孙及诸孙女。”据孙子红成介绍,牟先生每年都要专门寄钱给孙子、孙女们买书、买学习用品。每当听到哪一个学习上有进步,老人总是会好好夸上一番。孙女红卿考取了大学,牟先生每年都给她寄学费,直到她大学毕业。

 

    牟先生重视亲情。对于伯璇和伯琏两个孩子,牟先生没能尽养育之责一直心中不安,他在给红成的信中这样写道:你爸爸和你二叔年幼失学,又处于大变动的社会中,吃苦是当然的。我不能照顾他们,这使我时常难过,但这也是我无能为力的。你们兄弟姊妹都说你爸叔无能,使你们这一代仍在家里做活,你们这样抱怨对吗?

 

    红成在给爷爷的信中,提到与父亲分家的事,牟先生想不开,他说:你说你和你爸爸分了家,此使我心痛。只闻兄弟分家,未闻父子分家,既分了家,到你爸不能做活时,谁来养他?简直不通之至。我在外实不能明白也!

 

    正是在牟先生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大陆后人们一个一个长大成人,有许多还做出了一番事业。红成告诉我们,我没有考上大学,让爷爷失望。可是爷爷对我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现在我的生意做得相当好,我是一直记得爷爷对我说的话:先做人,再做事。这是我只所以能够成功的重要法宝。

(责任编辑:田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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